史话清代盖州的土地变迁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初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彻底废除了大清王朝及民国时期的地契、地约，盖州历史上的官地、庄地等之权属也分崩离析，但往昔称谓中的南官地、北伍田、万福庄、红旗园（红册地）等地名、村名，依然延续至今，见证了清代以来盖州地区的土地变迁史。
清初，清廷大兴战事，使辽沈平原呈现“荒城废堡，败瓦颓垣，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一片荒凉景象。自顺治八年（年）以后，清朝政府逐步推广开垦东北荒地的政策，颁布了辽东招民开垦授官条例：“招民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同时实施“凡欲往盛京领地设庄扩坟者，若将畿辅份内壮丁地退出，准拨熟地，不愿退出者，以荒地拨给”的政策，极大地促进了辽东乃至关内关外“开垦荒地”的农业生产进程；自康熙十九年（年）起始，清廷实施大清土地登记造册制：汉人开垦报州县，转呈府尹；旗人开垦将姓名地数注册。通过清丈，清朝将这些开垦的土地正式纳入旗地之内，承认其合法性，并分类划分为红册地、随缺地、伍田地、王庄地、私有化土地。红册地：十七世纪后期，满族人民越来越多地参加农业生产，大量荒地被开垦成熟，旗地数目迅速增长。改变了“沃野千里，有土无人”的荒凉景象。年（雍正四年），清朝决定：“盛京地亩令奉天将军、府尹、户部侍郎，会同差往丈量地亩臣，将十四城界内分为十四份，旗地、民地共同派出贤能官员会同查丈”。将查过地亩记在红册内，以后称为“红册地”。是年，盖平县（今盖州市）八旗共报红册地47万余亩。年（乾隆三十八年）开报另段兹生地，因逐年增报，迄无定数。随缺地：十八世纪中期（道光末年），清朝政府为尽量维持八旗兵役制度，将闲余荒地按品级职务分给八旗官兵开垦耕种，作为官兵的“随缺地”。城守尉为60日（当时每日计量六亩），防御为35日，骁骑校为30日，笔帖式为25日，军兵每名10日。规定：“务须抵缺交代，勿使私自典卖”、“或交界（即由该管旗界官署）收租，或自行耕种。”熊岳地区随缺地约有多日。随缺地很少自种，绝大部分招户耕种，按亩收租。伍田地：清朝定鼎盛京之后，为适应战争需要，在辽沈地区设置许多牧场草地，以备放牧军马。这些牧场草地称为“伍日地”。雍正末年在金州界、复州界、熊岳界、岫岩界内就设置多种牧场地。盖平县有伍日地多亩。年（乾隆五年），乾隆帝准许旗人开垦马场。年（嘉庆四年），嘉庆帝命令盛京将军查清各城马场中稍远的荒地，准许旗人耕地升科，征收钱文（每亩征银四分）；自此“伍日地”称为“伍田”，以维持“八旗”生计。王庄地：清朝东北地区的王庄是清宗室王公贵族所占有的私田，其来源有恩赐地、分封地、圈占地和汉人“带地投充”的土地。王庄实行的是农奴制，庄丁就是家奴，可以买卖。清代盖平县有王庄17处，占有土地11.27万多亩。王庄庄主多在京师或外地做官，庄田由庄头管理，由于庄头管理庄田的实权不断加强，王庄的土地逐渐向庄头、庄丁、佃户的手中转移，从康熙朝以后逐渐转变成租佃制。私有化土地：清朝后期出现了“清人生计”问题，旗地出现了买卖现象，清朝的王公贵族迫于自身的衰落，也不得不典卖世袭的庄田。辛亥革命以后，封建官僚和军阀实行“田赋划一”，设立清丈局，丈放王庄、官庄、旗地、随缺地和伍田地，加速了满族内部阶级分化。有经济实力的人乘机集中土地，并采取出租田地、蚕场、雇用劳力、放高利贷、招户开荒、强迫典押等形式剥削农民。沦为贫民的满族农民，生计日益艰难，有的满族农民破产后，不得不扶老携幼到黑龙江、吉林、双城堡一带另谋生路——“上边外”。东北沦陷时期，满族和其他民族一样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被迫出“劳工”，交纳粮谷产量28%—40%的“出荷粮”，农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盖平县境内的满族和广大民众一道，都在饥寒交迫中艰难度日。作者：张显久（营口市历史学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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