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州旅游推介古韵辰州系列专题之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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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州是一座有着多年历史的古城，它曾经是河海沿线最重要的商埠之一，也是历史上重要的辽东通商港口和盐铁业集散地，一度是一个商贾云集、士民殷富、人文荟萃的商业重镇。
商埠风流引领南北时尚
城市本意是城中之市，市早于城。《汉书?地理志》记载：“辽东郡，秦置。属幽州……平郭，有盐官、铁官”。汉武帝时，由于政府北击匈奴、连年征战，财政出现空虚。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打击工商业者实行盐铁由国家垄断经营。武帝刘彻起用大商人桑弘羊等为理财官，将盐、铁收为官营，全国设铁官44处，盐官32处。辽东郡铁官、盐官设于平郭，管理煮盐业、冶铁业的生产。当时的平郭，能够设立盐官、铁官，足以证明当时的平郭具有一定规模的盐铁贸易。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作为辽东郡十八县唯一的盐铁重镇，古城盖州迎来了历史上第一次的商业繁荣。
西汉之后的多年，由于战乱不断，社会动荡，盖州地区的商贸虽然有一定发展，但远远没有达到汉时的辉煌。明代以前，盖州与中原的贸易就有发生。在盖州城南的新民村曾发现几件金、元时期的瓷器，这些磁州窑的瓷器显然是通过贸易运转来的。明代的时候，处于渤海湾内的山东、天津与辽东的贸易就在进行，明代辽东的粮食、棉花布匹等军需物品，需要依靠山东来供给。
清康熙二十三年解除海禁，辽东湾百里海岸重现生机，盖州迎来了历史上的又一次辉煌。盖平率东北之先，融入海洋贸易。
大清河入海的河口叫西河口，西河口所在的半岛便是连云岛。连云岛港作为盖州通商的海港曾记录下盖州作为“九省通衢”的盛境。
《盖平县志》记载：“本邑海口有二：一曰西河口，即清河下流入海处，距城二十余里，在清季道光以前为东三省海运交通唯一之商港，南北贸易咸萃于此。故我城虽系蕞尔偏邑，而名闻八闽，声达三江，无不知有盖州者，皆因货物积散之传播也。……”
连云岛是辽东通商港口，各地到辽东经商的船只都在这里停泊。嘉庆《大清会典》记载：山海关，本关在大关东西南北四门、马市征税；海口在中后所、锦州、牛庄、盖州、熊岳、南金州征税。盖州属连云岛海口，当时连云岛海口的税收额也确实可观。嘉庆二年该海口税收为两，嘉庆三年也达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关税档案中有一份嘉庆年间的“清单”，其中关于连云岛海口有这样的描述：连云岛海口，出入沙、鸟、卫、东船一百四十七只，征税银九千五百六十四两；比较前任监督德新任内计船少十六只，所征税银少二千二百。当时连云岛一个海口的税收就占到“清单”所列税收总额的10%左右。清单中所谓沙、鸟、卫、东船，分别指沙船、鸟船、卫船和东船。沙船即江南海船，鸟船为福建海船，卫船即天津船，东船即山东船。冬季到来的时候，辽东湾海面结冰，南方的商船也来不了了。西河口岸边寒风凛冽，岛上人影都不见一个，人们都在家里开始“猫冬”，寂静的连云岛迎来了一年之中最悠闲的时光。春节过后，辽东湾的春天无声无息地来到了。季风南来的时候，南面的商船、天津、山东的货船都来了。靠岸、卸货、装载，连云岛上又恢复了活力和生机。
从连云岛溯大清河而上到南关外码头其实只有十几里，但因逆流，加之重载，这一段路还是很艰辛的。有些海船进入不了大清河，需要换乘小船，货物也要分船往来，小船是最为忙碌的，码头也是最为忙碌的。搬货的、点货的、收货的、运货的都在忙碌。“牙行”也在人与货之间穿梭，赚取可能赚取的每一分利，镖行的生意也出奇的好了起来。码头边，人们用木桩砸向河滩的地面，用柞木拦起栅栏，用麻袋装上沙石排列在木桩与柞木拦起的护排之内，堤岸内再填满沙石，铺上苇席、木板，码头就成了。凭着一块跳板，人们就来来往往于岸与船的之间。
南关外的头道楞子、二道楞子道路的终点，便是娘娘庙。娘娘庙前逾50米直通大清河的码头。在娘娘庙东多米处有一座“三官庙”，“三官庙”前便是清河码头。卸货后装车运输是通行于三道棱子和四道棱子后直达南关。
南关外的护城河上原有两座石桥，其一，直通头道楞子和二道楞子的道路；另一座石桥，在其东不足百米之处，直通三道楞子和四道楞子。南关外的四道楞子，即是四条道路，共有八面临街的店铺。不足千米的商铺之街，其中大商家的店铺背靠背相通，占有两条楞子的门面。可想而知南关外商业和码头的繁荣景象了。
从古渡口到南关的瓮城只有里许，进了南关，便是南关的一条商业街，这条街从南关一直向北延伸，穿过钟鼓楼下面的门洞，再到达大堆子的十字路口。
南关商业街的两旁均为店铺，青砖青瓦，红柱绿门，为商人们提供他们所需的一切，包括吃、穿、用。店门前挂着幌子，店铺敞开着房门，店主和伙计们堆着笑脸迎接每一位“财神”。街上车马水龙，行人摩肩接踵、熙熙攘攘。
历史上，南关明清一条街独特的商业文化，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文化。
商业发展使得商铺建筑范围和体量扩大，功能从单一达到多元。前店后场及楼下为店，楼上为家的功能有了发挥。在南关大街不乏这样的建筑，现今这条街的建筑是清代至民国时期的建筑，几经翻修仍明显地表现出商业浓郁的氛围及社会经济发展的印痕。大多为大木小式结构，青砖青瓦建在花岗岩石基础台阶上，有一些建筑还带有江南建筑的风格。几处洋门脸建筑也充斥其中，高低错落有致、鳞次栉比，见证着昔日的繁华。
盖州古城林林总总的地名，凝聚着盖州的历史印痕和古城的文化基因。
鱼市胡同，位于盖州古城中部，鼓楼北及城东门外沿街胡同；旧时，以鱼类交易市场设此故名。古城盖州的海产品集散尤以清代为甚。西海一带有较为丰富的海产资源，是清代的渔业中心。那时候，沿海各渔港每年春夏之交为“渔汛期”，依次分为“黄花鱼汛”、“鲙鱼汛”、“鲅鱼汛”等，人称大“海市”，届时，山东等地渔船云集西海。将捕来的鱼类运往盖州古城“鱼市胡同”销售。
盖州明清时期盖州的经济发展空前鼎盛，全国各地的客商齐聚于此，座落于束鹿胡同的咸春堂是盖州最早的药店之一。因始创于清咸丰元年的阳春三月，故取名咸春堂。这家老药店的财东是由浙江宁波帮刘、冯、葛、赵四家，以经营阿胶著名，此外经营膏、丹、丸、散中成药和中草药。此后，历经清同治、光绪、宣统及民国诸时代。“修合虽无人见，存心自有天知”，经过浙江宁波帮刘、冯、葛、赵四家几代人的苦心经营，数百年延续传承，积累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成为盖州现存少有的百年品牌，史册广载，流传广远。
咸春堂在盖州家喻户晓，医德高尚，售药真诚，深受人们信服，治病求医者接连不断。其次，“天一堂”开设与清咸丰元年二月，经营资本为元，地址在城内钟鼓楼南。故业内当时故有“北有咸春堂，南有天一堂”之说。
作为盖州古城文化的一个象征，“银市胡同”是极富中华传统文化特色的一种建筑类型。
清代中叶，作为“财货通衢”的盖州，“名闻八闽，声达三江”，清代时候流通的货币除方孔园钱的铜币外，还有元宝银、银元等，这些东西携带起来非常不方便。古城盖州的“银市胡同”，是扩大资金来源的货币交易场所，广泛吸引当时周边地区的游资。“银市胡同”作为盖州古城一道人文景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风物盖州的文明程度和文化特色。
古盖州的实业一直是“农桑为民生之根抵，林矿为国利之渊源”。柞蚕，曾经是盖州经济的支柱性产业。盖州柞蚕的放养的确开始于清代。盖州养蚕业是随着山东移民而传入的，盖州东部山区柞林茂密，是放蚕的极好地方。清王元綎撰《野蚕录》说：“辽东与登莱隔海相对，登莱之民，渡海营生……以放蚕为最多，每岁秋冬之交，富商携巨资入山收茧”。南船收蚕，用于织绸，也促进了养蚕业的发展。城内“茧市胡同”存在，说明养蚕并出售，在盖州是一件商业上的大事情。
清代的会馆完全是商人们自己的组织，没有一丝官办的色彩。会馆可以提供落脚休息、贮存货物，在购买、转运、发售货物时会得到会馆的帮助，遇到了特殊困难时也会去请求会馆。会馆的布局均为院落式，正殿供奉神像，镂雕装修富丽堂皇。有客房、库房和交际的地方，还会有用于祭祀和节庆表演的戏台。
盖州城内至今还有着“三江会馆”、“福建会馆”、“山东会馆”、“山西会馆”等建筑遗存和遗迹，随着岁月的更替，今天的会馆面貌全非。三江会馆建于清代中期，现存的正殿面阔三间、进深五间，为一殿一卷大木大式硬山复式建筑，在正殿的北邻，还有横列五间的客房。清乾隆十七年《重修三江会馆碑记》说：“盖平自开海以来，三江士商乘槎而至者络绎不绝。始于康熙四十二年，同志捐资，购地于县之东南隅，创建三江会馆……”。
福建会馆始建于康熙五十年（年），正是那一年，福建发生灾荒，当地富戶乘机屯积粮食，企图获取暴利。引起泉州、德化等地百姓起义反对富户囤粮。在辽东购买粮食是福建商人建立会馆的初衷。福建会馆位于盖州南关内，现仅存五间配房，为六檩卷棚大木小式硬山建筑。山东会馆建于乾隆三十五年（年），在城内大堆子北面中间地段。山西会馆在盖州古城东关外，也是盖州城的关岳庙，修建的时间要晚些。在山西会馆建关帝庙是最为恰当，因为关老爷是山西人。关云长在关岳庙里以武财神的身份有了神位，所以山西会馆一定是要供奉关帝。每年五月十三，关岳庙演戏，民间俗称：“大旱不过五月十三”，关老爷磨刀要动水，所以多少是要下雨的，很灵验。所以在关岳庙演戏，应是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生意兴隆吧。
四月二十三日为海神娘娘庙会，三江、山东、福建等三个会馆会同时演戏。五月十三和九月二十三为关帝庙（民国初称关岳庙）会，山西会馆也要祭祀和演戏。每年正月十五，各会馆更要演夜戏，据《盖平县志》称：“灯月交辉，歌声嘹亮，几同不夜之城，一时游观者顷塞街巷，其盛事也。”
历史的云烟随着岁月的流逝渐渐远去，通过古城内历经沧桑的建筑，我们依然感受到昔日浓郁的商业文化。古韵辰州风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盖州古城繁华的商贸必将永远铭刻在古城的记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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