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话明清时盖州的商业会馆
盖平县福建会馆
清康熙五十年（年），在盖州南关内建立了“福建会馆”。现仅存五间配房，配房为六檩卷棚大木小式硬山式建筑。据记载，福建会馆正殿是大木大式硬山式建筑，面阔五间，一张清末时的照片可以看出福建会馆的建筑的宏伟。
盖平县山东会馆
山东会馆建于清乾隆三十五年（年），在城内大堆子北与城北墙处的中间地段。现已经没有遗址了。
盖平县山西会馆
山西会馆建在盖州城东关外路北，是在原关帝庙旧址上不断修缮而设立的。关帝庙最早建于明正统六年（年），只有三间正殿。在明嘉靖、清康熙年都做过修缮。在清康熙五十八年（年），由山西来盖州做生意的人等，积极捐资，开始了进一步的维修，到了清雍正五年（年）关帝庙焕然一新。大殿加高，新修了配房、山门、钟鼓楼和戏台，气势恢宏。乾隆二十八年（）农历五月十三，“庙会”信众烧香不慎，半夜大火，殿宇劫焚。火灾后，山西李姓商人首解囊金，而后山西商贾并盖州以及各省士庶，愿输囊资，鸠工庀材。重修正殿又加了卷棚，复增三代楼、左右两廊，牌楼等。乾隆三十年（年）竣工，关帝庙也成了“山西会馆”。到了民国初年，盖州关帝庙建筑规模已经很大，院落呈长方形，坐北朝南，南北长约米，东西宽约35米。建筑群由南向北在中轴线上依次排列有戏楼、马殿、拜亭、正殿与后殿。在中轴线两侧依次排列钟鼓楼和配庑。
建筑是一种视觉政治。大多会馆建筑庄严、雄伟。在造型、布局、装修等方面都追求一定的艺术内涵。为了营造一个好的商业形象，建筑上木雕，石雕都很丰富，追求建筑对称，布局严谨，主次分明。还留有一些建筑遗迹的三江会馆，看其建筑工艺的确精致，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其他会馆相继兴建，规模、组织、作用和运作模式互为攀比，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作为传统商业文化的载体，会馆还发挥着“行会”的作用，属于商人的自治机构，对内规范经营管理，对外加强竞争实力，体现了行业自觉和商人自律。
商业也是文化的载体。会馆依托商业活动，以其雄浑气势构屋建瓴、设馆筑园、演戏酬神，产生极大的社会影响力。北方人过去对妈祖了解甚少，自南船至此地之后，会馆和很多地方都建立了海神娘娘庙，供奉妈祖，带来了“妈祖文化”。每年农历四月二十三，为海神庙会，三江、山东和福建会馆会同时演戏。每年的元宵节，会馆要祭拜和酬神，演夜戏。据《盖平县志》称：“灯月交辉，歌声嘹亮，几同不夜之城，一时游观者顷塞街巷，其盛事也。”而山西会馆在五月十三和九月二十三定为关帝庙会，也要祭祀和演戏酬神。关帝圣君成为山西商人拜膜的商业神祗。关圣的偶像效应也给山西会馆镀上了一层神圣的精神光芒，使其完全走出了“义”与“利”的困惑，实现了“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德自律和行业自治，这符合中国传统的道德模式。明清时，公开演戏的场所少，大部分戏剧的演出都是在会馆的戏楼里举行，所以，较大的会馆都建有戏楼。
会馆是中国传统商帮企业组织形式发展的必然结果。修建会馆的目的是“通商情，叙乡谊，安旅故”。会馆都有自己的墓地，称之为“义地”，或者有寄骨室。外乡人到盖州做生意，客死他乡的事总有发生，会馆也要负责同乡的善后事宜，包括寄存棺柩。盖州城东关外常贾园子村就建有“山东会馆”的寄骨室；在金贾菜园子建有“山西会馆”的寄骨室。“山东会馆”的墓地在城东的铁塔山北，坟墓超过百座。
民国十九年《盖平县志》载：“……洎后营口开港，各会馆会务皆随之转移，此间之主事者悉听命于营口总会。然此间三会（三江、福建、山东）之产业胜于他庙。畴昔除办会、演剧、祭神、酬宾外，并襄办各项善举，近复鉴于潮流趋势，皆停止演剧。积极兴学，各自创立国民小学一处，不收学费，成绩颇著。”
会馆是商人之间的一个互助组织，明清时的商业会馆，在一定条件下起到了保护工商业者自身利益的作用，但这种以地域范围为主的组织，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弊端。
（全文完)
作者：杨庆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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