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盖州青铜时代的连绵战火
战争贯穿着人类历史始终。战火总在盖州这块土地上连绵燃烧，从没有停息过刀光剑影，铁马冰河是睡梦的主题。战争似乎是一种不能通过其它手段解决问题的解决方式，不管是政治集团间、民族部落间、国家联盟间解决纠纷都要使用这种办法。使用暴力手段对秩序的破坏与维护、崩溃与重建是对战争最通俗的解释。
战争对人类文明进步起着催化和促进的作用，但又时刻威胁着人类自身的生存。战争伴随社会的革命会带来社会在新格局，促进了民族的融合和国家的形成，促成政权的更迭。然而战争又具有杀戮的残酷性，是表现残暴的暴力手段；它具有毁灭性，要以一方消灭另一方为目的，以千万人的生死为代价。古代人口增长缓慢除了较恶劣的生存条件外，大规模的战争是消耗人口最直接的原因。在某个时期社会总人口不是有缓慢的增加，而是急剧的减少，无不是常年战乱的结果。
不论战争正义与否，战争总是扮演人类社会中重要的角色。
民国初，盖平县知事胡永年曾写过一篇《高句丽石造像记》，文章柔美而流畅：“……按盖平周属朝鲜，本辰韩地。秦为燕人卫满所据。汉属元菟郡，魏属平州，晋初因之，后属高句丽。隋属高丽，为盖牟城，唐高丽盖牟城地。太宗时征高丽取其地，置盖州，属安东都护，寻收其邑，以归地入渤海。辽以路通，辰韩改辰州。金、元、明仍改盖州。”
胡永年，字松乔，号豸公。且先不管此文是否荡气回肠，有否错误，仅就他对盖州历史的了解还是有个大概。盖州历史如此，可哪一次变更没有战火和硝烟的伴随呢？
最初的防御
古国和方国
方国最初是由地区性组织转化来的。商朝的时候，国家只是方国间的联合体，即是“方国联盟”。那些高于部落以上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是古国。古国时代以后便是方国时代，方国阶段大约距今年前。把方国称为“部族国家”或“早期国家”也是可以的。由原始的部落组织衍变为部族，是以血缘（族姓）联系为基础的社会集团，是国家的早期形式。商朝的部族很多，在出土的卜辞中大多将之称为“方”。商部族就是指子姓的殷人社会集团。黄帝当初擒杀蚩尤，打败炎帝，在河洛建都立国，那时国家的性质实际上是“联邦制”，它是由众多的酋邦王国组成。无论以河洛为中心的中原还是四裔之地，均是方国林立，这局面一直延续到战国时候。
商朝以“Ｘ方”的形式称呼部落国家，故称“方国”。多数的方国仅仅是一些原始的氏族部落，但也有少数部落已经具备完善的国家机构，如土方、羌方、周方等，它们甚至达到了能与夏朝和商朝平等抗衡的规模。目前已经知道的方国有余个，使用的名称是商族给这些方国附上的名称。与商族敌对的方国多用贬称，如“鬼方”等，而与之友好的方国多为中性的名称。
尧舜时期的所谓“万国万邦”情形，是指众多族落与小国的错综杂处，分立各地。这种状态正是文明起源的多元，是史前文化的共性。我国的方国最早出现在北方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和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一般是指夏、商、周时与中央王朝相对而言的各地方国家，它们比较成熟、发达、高级，夏、商、周都是方国之君。
冲撞与竞争，使得势力强盛的方国在周围的诸古国中崛起，方国的建立对别的古国发展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它一方面要求王权世袭，同时也把方国与诸古国之间的不平等纳入了礼制的范畴。方国为了维持自己地位和安宁秩序，并不希望各个古国实力和权力得到发展，这种秩序的维持客观上对各古国做了抑制，战争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同样，诸方国与王国的关系也如此。商最终取代夏王国，周最终取代商王国。都分别是在夏朝和商朝的影响下进行的，战争扮演着改朝换代的角色。
盖州在青铜时代主要居住着的是以狩猎为主的山地民族，当部落有了剩余的生产品，又随着文化的不断发展，文明因素就在逐渐的孕育中。当这些因素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建立更大的集团，进入文明。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本土文化一直是主流。虽然文明起源是多元的，但发展的趋势是逐步走向一体的。
盖州东部山区距今多年前的青铜时代墓葬群，有着明显的等级之分。九寨镇三道河霍家窝棚积石墓群，分布在一处平缓的北高南低的山梁上，最高处有三座大的石棚，其下分布有大石板和碎石组合成的大石盖墓，再下至山梁下部为碎石堆积的积石墓，可观察到的墓葬总数量多达43处。在已破坏的一座积石墓中，出土了大量的夹砂红褐陶片和饼足式器底、平底高领罐器底、环状桥型器、石纺轮等。
从总的遗址分布看，该遗址应为同一时代的部族墓地，且有着严格的等级地位。即至尊者为大石棚墓，在山梁的最高处，依次为地位较高者的大石盖墓，处于山坡的上部。山坡中下部为地位卑微者的墓葬，又分为“有石圹积石墓”在山坡上部，和“无石圹积石墓”在山坡下部。无石圹积石墓又有单人墓和多人合葬墓之分，等级地位明显，从而可以看出部族内的阶层分化已非常清晰。
距离盖州不是很远的大连地区，四平山积石冢证明在小珠山三期文化时，已进入了古国阶段。四平山积石冢距今约年左右，它为探讨辽东半岛南端的文明化进程提供了资料。60处积石冢呈现出从支脉到主脉，从山麓到山顶的逐渐大型化规模，而位于山顶的是最大的积石冢的分布。大型积石冢大墓中随葬品最为丰富。规模大、随葬品多而且精美。包括黑陶鼎、黑陶钵、鬶、豆、杯、罐、壶、玉指环、玉戈、管形器等。从随葬陶器数量和精美程度可以看到，这个时期已出现了的阶层。明显地表现为墓的位置高低是由社会阶层的高低所决定。即使在同一个冢内，各墓也存在着社会阶层的差别。四平山墓地随葬的黑陶器应是山东龙山文化的舶来品，这些精美的黑陶在遗址中是极少见到的，它与玉器一样都是奢侈品，只有氏族或部落显贵才能够拥有。与墓内随葬的本地传统的红褐陶器相比，在陶质、陶色、制作技术等方面有明显的差别，与辽东半岛南端的陶器传统大相径庭。墓葬规模和随葬品多寡悬殊，无疑都在标志着已经出现了的文明曙光。
石棚
古盖州的石棚多，包括一些石板墓和石棚群。石板墓是古代的墓葬构筑形式之一，它用石板做墓底、墓壁并封顶。这种墓葬形式出现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石棚是盖州二台子石棚山石棚，它的存在令人瞠目结舌。
石棚山石棚，是由花岗岩石材制成，它的壁石均经过了磨制加工。是我国目前发现最大、最完整的石棚，其年代距今约多年。它由四块石板组成，平面呈长方形。东、西、北三面竖立三块石板围成三壁，顶盖的整块大石板为盖石。整个石棚高3.1米，壁内高2.4米,南北长2.65米。盖石也呈长方形，长8.10米，宽5.60米，厚0.45米。仿佛是一幢小石屋矗立在小山巅上。金代王寂在昌明二年游览了这个石棚：“上一石，纵横可三丈，厚二尺许，端平莹滑，状如棋局；其下壁立三石，高丈余，深亦如之。无遐隙，亦无斧凿痕，非神工鬼巧，不能为也。土人谓之石棚。”
建造这样的建筑在那个时期是非常浩瀚的工程。开采、加工、运输，施工，都需要有众多的人工和这个团体所付出的高强度劳动。可以看出先民对于大型石建筑建造经验有着丰富的积累和提炼，才得以使打磨石材技术和建造技术提升，从而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巨石建筑的完成也要有起运重型物体的器械和强大的劳动组织，显现出当时生产力和文化水平达到了一定高度。而指挥施工并使得大家齐心协力，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才可以做到。所以王寂看了石棚后一直怀疑：“人力不至疑天成”。石棚山石棚屹立几千年，给人们留下了不解的谜，它是如何建成的？至今人们还是莫衷一是。这样的石棚在古盖州还有几处：石佛村石棚，位于盖州团甸乡石佛村石棚山顶。盖石长1.5米，宽1.5米，厚0.25米。杨屯乡苏峪村石棚、什字街乡连云寨西封地双石棚、罗屯乡苇塘村石棚、罗屯乡洪屯村石棚、归州乡仰山村石棚等。
石棚这种“巨石文化”遗迹。因为好像帝王的冠冕，汉代人便称为“冠石”，《三国志·魏志》载：东汉末年，“襄平（辽阳）延里社生大石，长丈余，下有三小石为之足，或谓度（公孙度）曰‘此汉宣帝冠石之祥，而里名与先君同，社主土地，明当有土地，而三公为辅也’”。从“延里社生大石”一语看来，可知石棚原来是埋在土中后来才逐渐出土的。
把石棚认定为墓葬而不是石屋，其理由还包括盖州的另一些石棚群的发现。石棚沟石棚群，在杨运乡河北村石棚沟南侧台地。之所以称群，是因为居然有五座石棚裸露在世。原另有两座大的石棚，只是早年被人为破坏了；位于什字街乡牌坊村南团山上的石棚群，目前有20座石棚，依次排列，由山巅向西南延伸。一部分在地面上裸露，一部分在地下。
地上石棚，以1、8、13、19号为代表。1号石棚座落在团山之顶。长轴东西向，室长2.7米，宽1.7米，高0.75米。盖石、东壁石已不存，北壁石上部被砸断。西壁石长2.00米，高0.75米，厚0.35米；南壁石长2.30米，高0.75米，厚0.20米；北壁石长2.30米，地上纯高0.20米，厚0.20米；底石厚0.20米，长宽与室相同。出土人骨、青铜短剑、剑把头、纺轮、角針、角锥、陶罐、串珠等。……
地下石棚，以2、10、21号为代表。2号石棚，东西向，室长2.3米，宽1.74米，高0.80米。无底石，壁石经加工，薄厚一致。盖石与岗面平。10号石棚，东西向，被破坏，从遗迹看室长1.34米，宽1.00米，高0.90米。再从石棚中扔出的黄沙土中，拣到红褐色夹砂厚叠唇小平底筒形罐口沿、腹部残片及器底等。21号石棚，东西向，室长1.74米，宽1.00米，高0.90米。盖石和东壁不存，北、西二壁石保持原位，无底石，在石棚內黄沙土中发现红褐色夹砂陶罐底和腹部残片等（《营口市文物志》）。
石棚群还有什字街乡邹屯猴石砬子山的6座石棚、杨运乡河北村小脖沟屯的5座石棚、
杨运乡林场村庙上屯4座石棚、什字街乡牟家沟屯16座石棚，以及九寨乡三道河村霍家窝铺的3座石棚等，石棚中出土的遗物基本相同，无明显差异。
在石棚中发现人骨及随葬品，显示了石棚的墓葬性质，其他的石棚中也有类似发现。
关于石棚的用途，最初有人认为是先民用做祭祀的建筑，现在则确定它是一种墓葬形制。至于后来的人们利用某些石棚做了宗教或祭祀场所，那已不是先民的初衷了。
盖州可能那时不是什么方国？也许正在向那个时期迈进。
城址
古代的两河流域、古埃及、中国和印度，在公元前—公元前年之间都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人类的阶级社会代替了原始氏族社会，拉开了文明时代的帷幕。盖州发现的青铜时代城址多在山地和丘陵，似乎那地方适合那一时期人类的生存，适合人们的藏匿与游击，至少山城和墓葬的遗址很多都留在那里。
饽饽山在盖州的归州乡。浮渡河流过山脚，古人喜欢选择山体的缓坡临近河流的地方居住。饽饽山是一处青铜时代的遗址，三面环山，开口向西，面向西海。在这个周围环山的高台平地遗址发现了红褐色夹砂陶片和素面的平底陶器，发现有石斧、石矛和石的棍棒头。通体磨光的石斧是磨制石器的代表器：青石短身扁体，两面磨刃。石矛也是通体磨光，两面正中磨成柱脊，矛刃薄而且锐利。棍棒头虽有残破，但可看出当初磨制的很细致。棍棒头周身圆形，外刃锋利，中间有孔，孔径陡直光滑。
团山遗址位于九垅地乡正红旗村，这里的陶罐和陶鬲均为夹砂红褐色或黑色。陶鬲这种古代炊器在新石器时代出现，在青铜时代也继续流行。形状是侈口、圆腹，底部为三个袋状足，使用时在三个袋状足下直接燃火煮食。鬲多为夹砂陶，胎质坚硬器壁较厚。而陈屯乡义勇村遗址出土的陶罐多是夹滑石或者夹细砂的褐陶。器物的口沿处施堆纹，器身也是素面，器形多以筒形罐为主，当是处于商周到春秋时期的器物。
盖州青铜时代的城址与居住址是紧密联系的，有时它们是一体的，有时，居住址要游离出城址，大多是在认为比较安定的时期游离。游离出的人们不会走的太远，他们怕被群体抛弃，战火不断的年代谁都需要群体，没有群体将一事无成。
山城是依山设险的建筑，山地是首选。牌坊村那处被叫做高丽城山的城址，并不是高句丽山城，而是青铜时代的城址。城址在什字街乡的一个山巅。山城的山高，所以视野就开阔。城内有一口井，是城内人的生活保障。有一条支流叫侯家河，从山北静静流入碧流河，城的生气油然而生。城内的面积为东西长50米，南北宽25米，城西高于城东，但城内相对平坦。城西的石崖陡峭似壁，高几十米，这省略了城墙的砌筑，北面虽然也有陡壁，但却有石筑的城墙设险，与东南两面石筑城墙连接。为了加强东面的防守，外面又加筑了两道城墙，第一道城墙长约70米，高2.5米，基宽3.6米，上宽1.6米；第二道墙长45米，宽与高都为2.5米。整个石墙全部为花岗岩自然石块与人工稍有加工的石块混合砌筑而成。砌筑城墙的石块一般为长1米，宽40厘米，高20厘米。石城建有一门，向东开在东南角上，门宽1.3米，现残高也有1.3米，顶部已不存，故无法知道门的形状。城内原有用砾石铺的坡状地面，在土层中发现了与牌坊村石棚中相似的夹砂红陶和夹砂褐陶陶片。在城的北角、东南角上各建有一圆形瞭望台，便于瞭望。山城秀美与雄伟、险峻与清幽，一切都那么自然地交融。天地悠悠，苍劲辽远。即便这局部坍塌、局部湮没在杂草树丛中的古城残垣，还是自然真实，也更有着沧桑的韵味。那残破、古旧的石块绵延于崇山峻岭山巅之上，荒凉不事雕琢的自然美，更叫人感受到那金戈铁马的千年不屈风骨。
石城是用加工过的石块砌筑而成，很难想象得出加工的过程是多么繁重。在那个缺少金属的年代，加工过程只能靠群体的体力，用一块石块撞击另一块石块。加工一块石块要付出巨大的体力，而付出的体力是为了在战争中使生命得以保障，财产不受到损失。把这些石块垒砌起来，中间没有粘合的物质，只填充一些碎小的石片，力图使它们牢固地叠压在一起而不松散，以此来划分出城内与城外。
人们选择在陡峭的山巅之上建筑山城，这与上古时期人的社会生存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私有制社会出现，强悍的部族为了更多的占有社会财富，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就要掠夺其他部族的土地、人口和物资财富来壮大自己，战争就势必成为了这种欲求的手段。人们为了防御这样时常发生的战乱，在那个冷兵器时代，山城就成为了最好的防御体系。在这样的易守难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山城面前，许多战乱掠夺都可以使抵御变得轻松，所以山城就成了山地民族的不二选择。当然，那时的人们也不总是常年生活在山城中，和平时期还是生产、生活在地势较平坦并临近水源的山下，只是战争来临时才会进入山城防御。盖州青铜时代的城址与居住址是紧密联系的，山城和居住址是一个群体两处不同地点的居住地。
鹤阳寺山山城位于盖州西团山乡境内，西去渤海辽东湾仅数里之遥，在一马平川的平原之上，鹤羊山犹显突兀耸立。山的顶部有用大块的巨石围建的城墙，环绕着整座山巅，城内发现有夹砂红陶片、石斧、石箭镞等遗物。虽然经几千年的风雨和后来人的破坏，大部分城墙都以坍塌，但巨大城墙石上厚厚的苔藓、巨大的石磨盘、被风雨侵蚀的人工凿就的石臼窝，都在述说着那个时代的沧桑。
青铜器
那一时期遗迹表现的是石簇、石斧、石矛、石城、石板、石块和石崖。石头是那时候人类不能避免的也极容易得到的物质。这一时期的遗物表现的除了石器还有素面夹砂陶，不管是红陶、褐陶还是红褐陶，器形单调到几乎全是筒形罐，文字和符号也没有。但因为伴随这些遗物出土有了青铜器，才使得那灰暗的石头色调有了一抹鲜艳。而恰恰是那一抹鲜艳，才展现出那一线文明的曙光。谁会想到进入文明社会，竟然与战争有着密切的联系。
青铜，是红铜加锡的合金，可能是因为铜锈呈青绿色而得名。世界上许多地方的古代文化实例证明，在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之间还有一个过渡时期，叫作铜石并用时代。铜石并用时代所使用的铜是红铜，也就有人把这一时期叫作红铜时代。红铜是指那些没有经过人工摻杂的自然铜。这种质地较软红褐色的纯铜不能制作成大型器具，只能做些小刀之类的东西或者小的装饰品。小刀不锋利，连石头也对付不了。
青铜要比红铜有显著的优点：首先是它的熔点低，红铜熔点约是°C，如果加锡15%，熔点就降低到°C；如果加锡25%，熔点就降低到°C；其次是青铜比红铜硬度大，红铜硬度是布林氏硬度计的35度，如果加锡5%，硬度就会增加到65度，加锡10%，硬度会增至度。再有就是青铜铸件不易出现铸造所带来的沙眼。
有铸造工艺的进步就有了青铜器，最初的青铜工业是由王室和贵族所垄断，少量做工具，大多数是做武器和礼器。盖州没有发现青铜冶炼作坊的遗迹，连陶范和坩埚残片也没有。冶和铸，在那时的盖州大概是不存在的。青铜铸造是把矿砂放在炼炉内掺以木炭，生火后鼓风，使铜还原为液体，弃去炼渣得到初铜。初铜比较粗，需再次提炼才能获得红铜。红铜加上锡，便是青铜。当时的工具或武器是用两扇单合范铸造，而铸造斧、矛等要用双合范或填范。容器一般用三合范，大型的器物要用内外十余块范来做。每扇陶范都有子母口，有榫头榫眼，有浇口和气孔。
尽管这样，青铜还是不能完全取代石器。那个年代铜是稀少的，石头却可以方便找寻得到。不管什么铜器，都是在石器和陶器的样子上发展起来的。盖州没有发现过青铜礼器，“祀与戎”这两件当时的国之大事虽是硬道理，但在盖州没有这些东西也不奇怪，对于中原来说，辽东只是偏僻的地方，远不如辽西的朝阳喀左，在那里就曾发现过数量可观的青铜礼器。
在盖州发现的代表性遗物是曲刃青铜短剑。青铜短剑出土在什字街的牌坊村，剑尖损断，存长20.2厘米，宽4厘米，剑叶较肥大。青铜短剑是中国北方青铜时代墓葬常见的随葬兵器，辽宁、吉林、内蒙都有发现。这类墓葬多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往往有石板或者石块垒砌。青铜短剑又分为曲刃銎柄式、曲刃短颈式和曲刃匕首式三种。牌坊村出土的青铜短剑两侧叶呈单曲刃，皆有突出的节尖和内弧的束腰，叶中间有柱状脊。这种剑，剑身和剑柄是分别制作的，再用榫卯相套合。当然，为了加强锋刺的力量，剑柄后端要用石、陶、铁矿石或者青铜作成加重器，以保证使用时“趁手”。
青铜短剑墓的族属，有人认为属于东胡；有人认为属于濊貊、真番等族先祖共有；有人认为是燕文化的一支或主要是燕文化；还有人认为辽西的属于东胡，辽东属于东夷族……。
盖州除了居住在丘陵山地的先民，还有一些则居住在沿海一带。夏、商之际，开始向河谷平川地带发展，农耕与畜牧业是主要谋生方式。这个时候，来自山东半岛的影响越来越大，其文化类型与山东半岛有明显的相似之处。是否两地间有舟楫之利不得知，仅就一些情况表明，盖州那一时期生产力发展水平已与山东半岛相近。
青铜时代的盖州地广人稀，但这不能阻止盖州迈进青铜时代。以牌坊村各种遗址为代表的青铜时代文化在盖州广为分布。青铜器应用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生产领域也进一步扩大。辽东一带有移居关内或者有人往返于两地，这造成了辽东与中原的经济文化交流日繁。
公元前年，齐桓公为开发辽东，向辽东批量移民，其间齐国还出兵伐山戎以救燕国，以此来确立自己的霸主地位。公元前年，齐国灭了胶东的莱国，控制区扩大到山东半岛东部沿海。莱国人渡海逃亡，大规模移居到辽东半岛，官府在移民区建立村社组织并派官吏去管理。齐、莱居民的大批北徙，使山东与辽东的文化进一步交融，生产力发展水平提高。此外，黄河下游一带先民逢战乱和荒年也避难辽东，这些徙民部分在盖州一带定居，部分向东北腹地迁徙，逐渐形成了由大连至盖州，至东北腹地的古道。商业与手工业随之有了一定发展，集邑中设有专门为交易的“市”，初期实行以物易物，后来青铜货币做为物质一般等价物的出现，开始了真正的商品交易。盖州发现的战国货币很多，主要以是以窖藏的形式存在。大部分为燕国货币，以刀面上铸有“明”字的刀币为主，也有铸有“襄平”等文字的布币及方孔圆钱式的“一化”钱等。另外韩、赵、魏、齐国的货币也有很多发现，证明辽东与中原的交往甚密。
盖州出土的这一时期的文物除青铜短剑外，还有铜鹤嘴形器物及骨器、陶器等。
九垅地乡南窑村石板墓地有7座石板墓。墓用小薄石板砌搭成四壁，再用石板铺墓室底。一般长约1.6米，宽0.5米，高约0.4米。出土的随葬品多为陶罐，还出土了一件青铜鹤嘴形小镐，当时已经残破断裂，但总体还算完整。这件器物长20.5厘米，宽6.5厘米，厚0.6厘米。一端呈扁刃，另一端为鹤嘴形，器身厚实，中部有椭圆形的銎。銎，原指斧头上装柄的孔，《说文》说：“銎，斤斧穿也”，段玉裁注释：“谓斤斧之孔所以受柄者。”其实，它是可以称为“銎内啄”的兵器“戈”。别的地方也发现过此类物。燕山南北此类戈的发现，说明这是这一带特有的武器。
銎内啄应该算作戈的一种。青铜戈是商周时期的主要兵器，称为“五戎”之一。戎，指弓矢、戈、矛、殳和戟五种兵器。戈是属于杀伤类兵器，用于钩挽、啄刺敌人。戈得样子象个“T”，主要的一面称之为“援”，它象一个宽刃的大匕首，用以钩啄敌人，戈的直下部分就是“T”的一竖部分，称之为“胡”，“胡”部有孔，称之为“穿”，用于穿上绳索，将戈牢牢地绑缚在长柄上。在“援”的另一面较短的短柄，称之为“内”，内上也有“穿”，是为了绑缚木柄上端，使戈能稳固地横绑在称之为“柲”的木柄上。
这件器物的銎铸于距“内”为6厘米处，呈椭圆形，銎的内径长约2厘米，宽约1.3厘米。“援”窄而厚，呈锥状，“内”为长方形方柱，尾端平厚，如锤头状，边缘略向外展，尾部呈长方形，前面的“援”呈两边缘薄，中间作双刃状，横截面为菱形。
銎内啄与在中原发现的戈有很大区别。有了銎，省却了“穿”，减少了一些绑缚，似乎是一个进步，但减少了援的刃，减少了钩的作用，只有啄的功能。不敢说是由于什么原因，也不敢说谁借鉴了谁，只能是一种融通罢了。说它是镐或斧也不为过，武器和工具本来也分不大清楚，连人都要有时候是猎人或者农夫，有时还要做厮杀于战场的战士呢。
盖州先民以农业为主。青铜鹤嘴镐是武器也是生产工具。《诗经·七月》：“蚕月条桑，取彼斧斨，以伐远扬，猗彼女桑。”“斧斨”就是指“銎”，指有椭有方的斧斨。斧和斨本来都是木工工具，这不妨碍这东西扩大适用范围而在农业上使用。其实，在全国范围内，青铜的农具是少见的，木耒之类的农具还是主要工具，因为青铜很少。
青铜除了做礼器、铸造钱币之外。大多制造兵器，它的杀伤力要大于木棒和石器，在战争中饱受涂炭的除了兵士之外，不能幸免的是饱受生灵涂炭的庶民
公孙氏政权
燕昭王十二年(公元前年)，燕王封秦开为将，率军北击东胡，深入余里，取得重大胜利，打开了燕国进入东北地区的通道。秦开趁战胜东胡的余威，又向东渡过辽水进攻箕氏朝鲜，直达满番汗为界。满番汗即今朝鲜清川江以西的大宁江流域的博川郡境内的博陵古城。于是燕据有辽宁全境及朝鲜半岛部分地区。接着，设置了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郡。并于公元前年前后，修建了西起造阳（河北张家口）东到襄平（今辽阳）的燕长城以拒胡。秦统一中国后，又将长城一直修到了马訾水（今鸭绿江）。《盖平县志》记载《秦燕之战》：“始皇命蒙恬筑长城。二十五年掠燕王喜，灭燕，并此地为辽东郡。”
《盖平县志·魏征辽东之战》载：“魏文帝时，公孙渊据辽自立为燕王。景初八年，魏遣司马懿将兵四万讨灭之。由是本境与乐浪四郡皆平。”在《晋平城之战》中载：“晋大兴四年，慕容廆以其子仁镇平郭（盖州）。咸和八年，仁据平郭以叛。显康二年，慕容皝率师袭之至历林口，舍辎重，轻兵取平郭。”这些记载都记述了在古邑盖州血淋淋的战争。
两汉时期的辽东郡府设在襄平（辽阳），东汉晚期为公孙氏政权所把持。自汉灵帝中平四年（年）公孙度自立为辽东郡太守起，经历了三代四位主政者，开始了近半个世纪的统治。其中公孙恭还于魏黄初二年（年）被魏文帝封为“平郭侯”。将平郭城（盖州）作为封地给予公孙恭。那时候，各大诸侯王势力强盛。在辽东，公孙度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经营已经实力超群，雄张海东，威震塞外各族。初期时高句丽政权与公孙度关系还好，但后来高句丽一反常态开始进攻起辽东郡。公孙度便于汉建安元年（年）命长子公孙康率兵出击，一直攻打到纥升骨城，端了高句丽的老巢，“破其国，焚烧邑落……”。高句丽王伊夷模之兄拔奇与渭奴加各率下户三万余口向公孙康投降，伊夷模也被迫逃亡迁都丸都山城（吉林集安山城子）。经半个世纪的发展，到年时，公孙氏政权的势力范围扩大，将辽东、玄菟、乐浪、带方四郡联成一体，实际成了中原汉政权在东北阻隔东夷部族西侵的坚固屏障。但公孙氏政权败于了曹魏。公孙渊取代公孙恭夺位王权以后，未能处理好对曹魏与孙吴两大强权的关系，招来杀身之祸。魏明帝先后派毌丘俭、司马懿征讨辽东，魏明帝景初二年（年），公孙渊终被司马懿所灭。《魏征辽东之战》载：“魏文帝时，公孙渊据辽自立为燕王。景初二年，魏遣司马懿将兵四万讨灭之。由是本境与乐浪四郡皆平。”司马懿战后除了大肆杀戮外，还将大量的本地人口迁往山东各地。《晋书·宣帝纪》：景初二年（公元年），谓司马懿平辽东时“收户四万，口三十余万”。古代人口对于古代社会是最为重要的发展资源。《汉书·地理志》载，汉武帝元封年间，辽东郡有近5.6万户，人口28万。经过近年的发展，到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年），辽东郡有约6.4万户，人口32万左右（《续汉书·郡国志》）。司马懿一次就内迁了30万人，几乎就是迁走了辽东郡的全部人口。距此52年后的西晋太康元年（年），辽东国仅有户，人口不足3万人了（《晋书·地理志》）。而这个时期，还是西晋统一中国的全盛之时，偌大的辽东大地竟荒残至此，确实让人惊异。辽东经此浩劫后，人口锐减，人口的流失带走了大批的盐商富贾、技艺娴熟的各类手工业工匠和耕种土地的农户。社会经济衰落，从此一蹶不振。城市废弃，土地荒芜，赤野千里，辽东大地又倒退到了西汉之前的状况。从此后，汉民族的势力就基本退出了辽东大地，这也为后来鲜卑和高句丽两大势力在辽东的坐大留出了足够的地域空间。
在公孙氏政权灭亡八年后的年秋天，曹魏派毌丘俭东征高句丽，几乎荡平了高句丽的丸都山城。以后的40余年，高句丽不敢再入寇辽东，并频频向魏、晋纳表称臣，过了一段太平的日子。而此后的平郭城，迎来了它的新主——鲜卑人。
慕容氏是东胡族系鲜卑族的一支，祖籍在今辽西义县一带，五胡十六国时期，鲜卑族慕容部落的酋长慕容廆，曾被东晋封为辽东公。东晋咸和九年（年）慕容廆死，其三子慕容皝嗣位，年建国，史称“前燕”。慕容皝之兄慕容仁在年曾随其父进攻东晋平州刺史崔毖，获胜后被任命为征虏将军，镇守辽东，并抵御高句丽的攻击，次年（年）击败高句丽。年，慕容廆受封辽东公，以慕容仁镇守平郭城。安抚胡、汉百姓，恩威并用。年慕容皝继辽东公之位后，二人与另一弟慕容昭皆受猜忌。慕容翰于同年出逃段氏鲜卑部，而慕容仁与慕容昭谋叛，事情败露，慕容昭被赐死。慕容仁急返平郭城坚守。因慕容皝的猜疑和残暴，一时间投奔慕容仁的将士蜂拥而至，慕容仁不久即尽得辽东之地。段部鲜卑首领段辽及其他鲜卑部落皆与慕容仁遥相呼应，而慕容皝仅据有今辽西走廊一带，自此慕容部分裂为二。
年，慕容仁自称平州刺史、辽东公。年，慕容皝征伐慕容仁，自昌黎棘城（今辽宁义县）发兵，经历林口（今营口地区的辽河口上游）踏冰而行前进余里。离城7里时，慕容仁才得知此事，仓皇应战。当时慕容皝到后，慕容仁还以为慕容皝派的是小股部队，不知慕容皝已亲至，对左右说：这次一定不让他一匹马跑回去。然后慕容仁率全军于平郭城西北设阵，但此时他的部将慕容军率所部临阵投降，使得慕容仁军心不稳，慕容皝乘机进攻，遂即攻破了守城军，慕容仁被擒。慕容皝先斩了慕容仁手下叛变之将，再赐死慕容仁。上演了一出“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兄弟相残悲剧。《晋书·平城之战》中载：“晋大兴四年，慕容廆以其子仁镇平郭。咸和八年，仁据平郭以叛。显康二年，慕容皝率师袭之至历林口，舍辎重，轻兵取平郭。”讲述的就是这一段历史。
虽然这一时期慕容氏统治着平郭城，但此时的平郭与汉时的平郭已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数量稀少的人口，凋敝的经济，平郭更像是荒野上的一座孤城，除了具有军事据点的功能外，已没有了多少人气而风雨飘摇。到了东晋元兴三年（年），高句丽终于攻陷了辽东。从那时开始，盖州地区出现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遍布许多山巅的高丽山城，“辰韩”一词也成了后代对盖州的代指。平郭古城最终被废，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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